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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5日 星期二

“为轻重于国者,必推湘人士”——辛亥年前后的湖南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 时间:2013-10-11 来源:湘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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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面对近代中国晚清王朝腐朽昏聩、列强环伺的危亡局面,湘潭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这样慷慨高歌。

 

  梁启超曾如此评述:“五十年来,为轻重于国者,必推湘人士,远而曾胡,近而黄蔡。”

 

  思想家与洋务派

 

  1843年1月,辛亥革命前68年,湖南邵阳籍思想家魏源的50卷史地巨著《海国图志》在扬州刻印。魏源在此书序中写道:“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此后,“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仁人志士振聋发聩的呼声,是那个保守落后帝制时代的最强音。

 

  值得一提的是,魏源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且推崇西方的民主制度,他描述美国的共和制度是“以部落代君长,可垂奕世而无弊”。作为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思想家,魏源的观点大大超越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接受程度,但是,变革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如星河般璀璨的湖湘杰出人物自此逐一登上历史舞台。

 

  《海国图志》成书17年后的1860年岁末,时任两江总督的湖南湘乡人(现属双峰县)曾国藩在呈报咸丰帝的一篇奏折中说:“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以这篇奏折为标志,在曾国藩的带领和影响下,“师夷智”开始从思想转化成为领军人物以开展“洋务运动”为形式的探索和实践。1861年,曾国藩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第二年就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质轮船;1871年,曾国藩向清廷建议每年向美国派遣中国幼童留学,这些幼童大多成为中国日后的重要人物,如民国内阁总理唐绍仪和铁路专家詹天佑等。

 

  另外一位晚清重要人物湖南湘阴人左宗棠,也不遗余力地借助西方先进技术发展中国的近代工业。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设立福州船政局,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新式造船厂;1869年,左宗棠在西安成立西安机器局,制造弹药,后迁往兰州,这是西北最早的现代工业企业。

 

  然而,“洋务运动”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帝制桎梏中的中国社会依然保守和闭塞。1879年5月5日,已经卸任大清国第一任驻英(兼驻法)公使的湘阴人郭嵩焘回到长沙。当时中国官民的排外情绪炽盛,湖南也不例外,指责郭嵩焘“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长沙的大街小巷,湖南地方官绅也待他“傲不为礼”。究其原因,可以在他撰写的出使日记《使西纪程》中找到,他写道:“西洋政教、制造,无不出於学。”郭嵩焘以亲身经历为证,盛赞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提出中国应当效仿实行。在全面学习西方这一点上,郭嵩焘比他的老朋友曾国藩要更进一步,曾国藩囿于当时环境与个人背景,只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专注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未能在社会制度层面提出改革中国的主张。

 

  维新志士与辛亥骨干

 

  郭嵩焘去世7年后的1898年,受其影响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湘大力推行新政,原本保守的腹省湖南一跃成为中国维新变法的最前沿。由熊希龄任提调(即校长)、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的时务学堂虽然开办不到一年,却培养出了蔡锷、方鼎英、杨树达、范源濂、李复几等大批杰出的军事和文化人才。

 

  1898年10月,在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教习的谭嗣同因戊戌变法失败而被杀害于北京菜市口。被捕前日本使馆愿意为他提供保护,他却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的慨然赴死激励了许多年轻人的爱国热情,而他在《仁学》中提出的“冲决网罗”的口号对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都有影响,毛泽东就曾说他受到过湖南同乡谭嗣同思想的启迪。

 

  时务学堂的校长熊希龄因籍贯凤凰而被后人称为“熊凤凰”,他年轻时主张维新立宪,参与创设南学会,并创立湖南最早的报纸——《湘报》。辛亥革命后,熊希龄渐次拥护共和并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黄兴就积极向孙中山推荐熊希龄就任财政总长,孙中山以“财政不能授他派人”为由拒绝后,熊希龄却被袁世凯力邀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后来一度担任民国内阁总理。1914年,熊希龄在内阁权力之争中被迫辞职,继而退出政坛,全心投入慈善事业,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慈善家。

 

  1903年,与谭嗣同并称为“湖湘三公子”的谭延闿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试第一名会元,填补了湖南在清代200余年无会元的空白。次年4月,他参加殿试,文章美仑美奂,原来要钦点为状元,只因慈禧太后因其与谭嗣同同姓同省而心生忌讳,于是便将清朝最后一个状元改点了河北人刘春霖,授谭延闿为翰林院编修。支持新政的谭延闿是湖南立宪派首领,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湖南军政府法制院长兼民政部长。1911年10月底,立宪派杀害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后,谭延闿被咨议局推举为湖南都督。

 

  谭延闿通权达变,曾3次任湖南总督,并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他与孙中山、蒋介石关系甚笃,被称为“政坛不倒翁”。翰林出身的他还是一位颜体大家,被誉为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南京中山陵碑上“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以及广州黄埔岛上的“陆军军官学校”便是他的手书。

 

  与谭延闿同岁的赵恒惕来自湖南衡山,早年被选送日本留学,开始学的是师范,后因国事危急改学陆军,就读于日本振武学校,又入日本士官学校炮科。1905年,赵恒惕加入了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前担任广西混成协协统。革命爆发后,广西继湖南宣布独立,赵恒惕率所部离桂经湘入鄂,增援武昌起义军,被黎元洪任命为左翼军总司令。

 

  临澧学子林伯渠于1904年来到日本官费留学,与赵恒惕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是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1907年从日本回国后,林伯渠被派到吉林工作了整整4年,实施同盟会发动的“边疆革命”。武昌起义成功后,林伯渠在常德发动起义工作。护法战争失败后,林伯渠深深地感到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难以成功,1921年1月,他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从此参加南昌起义、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并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担任主持人。

 

  1903年,新化人陈天华写出了《猛回头》、《警世钟》这两本风靡海内外的小册子。宋教仁在1906年1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倒卧于席上,仰天歌陈星台《猛回头》曲,一时百感交集,歌已,不觉凄然泪下,几失声。”陈天华是华兴会和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党之大文豪”。1905年12月,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以死报国,时年30岁。1906年,同盟会湖南分会负责人禹之谟等人在长沙为陈天华和另一位投黄埔江殉国的湖湘学子姚宏业组织了一场盛大的公葬仪式,参与者达万人以上,成为湖南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一次正面交锋。

 

  同是1903年,来自醴陵的程潜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武备学堂,次年8月便考取公费留学名额东渡日本。他在东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李根源、李烈钧等留学生,走上了反清救国的革命道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程潜到武昌担任龟山炮兵指挥官,协助黄兴指挥炮兵反攻汉口。中华民国成立后,程潜回到长沙,帮助湖南都督谭延闿裁兵并组织成立新军。

 

  1912年初春,程潜深入驻长沙新军与官兵促膝谈心。当他来到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时,见到了一位年轻的士兵——毛泽东。

 

  革命新势力

 

  1910年秋,17岁的毛泽东离开闭塞的韶山冲,来到50里外的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就读,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临行前,他改写了日本明治维新功臣西乡隆盛的一首诗,夹在父亲每天必看的帐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1911年春,毛泽东随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第一次来到省城长沙,顺利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

 

  此时,中国已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在革命党人十分活跃的长沙,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并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接触到了许多革命言论。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政见,尽管他当时这种构想还很幼稚,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也不太清楚。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学校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

 

  武昌起义爆发后,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代表到湘乡驻省中学介绍武昌起义情况。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讲演,20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他自己更是兴奋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正当他和几个朋友整装待发的时候,长沙革命党人于10月24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热心的青年学生们成立了学生军,毛泽东认为学生军的基础不好,决定参加正式军队。于是,他投奔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在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清王朝崩塌后,许多人认为革命已经成功。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在当了半年兵之后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社会上的巨大变故,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宁乡县花明楼乡炭子冲,使未满13岁的刘少奇受到震动。他的二哥刘云庭在湖南新军服役,武昌起义后,刘云庭所在的湖南新军奋起响应,攻占了长沙巡抚衙门,建立了新的都督府。1912年刘云庭回乡探亲,向家里人讲述起义经过,还带回来一套《辛亥革命始末记》。刘少奇认真地听着哥哥所讲的一切,也读了这套书,他坚持要姐姐为他剪掉辫子,表示同清王朝决裂。1949年刘云庭逝世时,刘少奇写道:“你是我幼年时期学习和活动的第一个帮助者。”

 

  外面的世界对少年刘少奇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单调的私塾教学已满足不了他的要求。从1913年夏开始,刘少奇来到离家70多里的宁乡县城,进入新式的玉潭学校学习。在这里的3年学习生活,对他思想性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刘少奇和同学听到消息后,刺破手指写下“誓血国耻、毋忘国耻”的血书。玉潭学校的师生们率先在宁乡举行罢课游行,刘少奇成为这次讨袁斗争中的骨干分子。据同学回忆,刘少奇平时在校时文质彬彬、沉默寡言,但是一到反对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声援救国的大会上,却能长篇大论、慷慨陈词。这是刘少奇第一次投身到爱国群众运动中,冲破了他以往埋头读书的平静生活。

 

  与毛泽东同为湘潭人的彭得华出身贫苦,母亲病逝后,襁褓中的小弟弟被饿死,他不得不在大年初一带着大弟弟出去讨饭。1911年,13岁的彭得华离开家门,到黄债岭水煤窑做车水工。矿洞里潮湿阴暗,窑工多是全身一丝不挂,在烟气弥漫的桐油灯下劳作十二三个小时,一天工钱仅30文。

 

  1913年,受当地元末农民起义军易华“打富济贫”传说和清太平天国革命故事的影响,彭得华参加饥民闹粜被通缉,离家逃走。1916年,彭得华加入湘军,后改名彭德怀,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

 

  1896年,贺龙出生于偏僻的桑植县洪家关,这里苗汉杂居、人民苦难深重,民风强悍,历代都有过绿林豪杰。贺龙的堂曾祖父贺廷璧就曾率领几千农民响应太平天国起义,并攻破桑植县城,人称“璧大王”,后遭官府杀害,这个在桑植家喻户晓的事件给贺氏后人留下了深远影响。贺龙14岁时跟随姐夫赶马,运贩盐、桐油和药材,走遍了湘、鄂、川、黔边各地。

 

  贺龙在四处赶马之时,听说了许多关于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事迹。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使贺龙产生了追求真理的思想。1914年,他经同是桑植人的同盟会员陈图南介绍,秘密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从此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

 

  (本文参考《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彭德怀传》、《贺龙传》、《林伯渠传》、《程潜大传》、《辛亥前夜的细节长沙》等书目。)